太原助孕中心

这是一个沉重的故事: 2014年,一场车祸, 让一对超龄夫妻失去心爱的女儿。 为了弥补巨大的伤痛, 他们迫切地想再拥有一个孩子。 遗憾的是, 由于丈夫快70岁, 妻子也过了50岁,...

这是一个沉重的故事:

2014年,一场车祸,

让一对超龄夫妻失去心爱的女儿。

为了弥补巨大的伤痛,

他们迫切地想再拥有一个孩子。

遗憾的是,

由于丈夫快70岁,

妻子也过了50岁,

失去生育能力。

此时,

一家代孕公司主动联系,

称可以帮他们实现心愿。

今年3月,

在付出65万余元的高昂代价后,

夫妻俩终于盼来一名男孩。

但,

这个通过违规渠道得来的孩子,

真的能带给他们希望吗?

超龄夫妻痛失花季女

1999年,袁武和金梅(均为化名)重组家庭,之前俩人都有过离异经历。那一年,袁武51岁,金梅33岁。


这对再婚夫妻此前各有一个女儿,其中,袁武的女儿已经成家,金梅的女儿年纪也大了,跟着他们生活。2002年,夫妻俩迎来他们爱情的结晶——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。

但不幸的是,2014年,袁武驾车带着妻子和小女儿外出时,遭遇严重车祸。夫妻俩不同程度受伤,12岁的女儿当场死亡。


袁武、金梅夫妇向记者讲述事情经过


为弥补遗憾四处求医


经历了一年多的沉沦后,袁武和金梅仍然无法走出悲痛。尽管衣食丰足,夫妻俩却觉得人生缺少希望。2016年,他们决定再生一个孩子,弥补失去爱女的遗憾。


夫妻俩到北京一家医院就诊。医生告诉他们,金梅因身体原因,卵子无法受精形成胚胎。


夫妻俩十分失望。这时,北京一家名为“喜得尔”的公司主动联系金梅,称可以帮助他们。

经过几次接触,袁武和金梅才得知,这家公司是代孕机构。

虽然知道代孕是违规行为,但求子心切的夫妻俩,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
花费65万元求代孕儿


为啥要代孕?


袁武和金梅也曾考虑过抱养一个孩子,但又担心孩子长大后得知自己的身世,与他们产生隔阂。


而选择代孕,毕竟他们与孩子存在血缘关系,旁人也难以知道实情。


2017年3月,袁武和金梅与“喜得尔”公司签订了一份助孕协议。

  

这份协议约定:“喜得尔”公司采用袁武的精子,然后提供几名女子,由夫妻俩选择一人捐卵,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培育成胚胎,移植到代孕女子的子宫内。袁武和金梅需一次性向“喜得尔”公司支付65万元,之后就可以安心等待孩子出生。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上,父母将分别填上袁武和金梅的名字。


2017年4月,经过一系列检查,“喜得尔”公司称,袁武的精子质量不行,无法培育成胚胎,但该公司可以提供几名捐精者供他们选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,这对盼孩子心切的夫妻,同意接受由别人提供精子和卵子,再通过代孕方法帮他们生一个孩子。


等待过程中,袁武和金梅十分关心代孕女子的情况,“喜得尔”公司偶尔也会给他们发来一些相关信息。虽然实际情况与他们当初的期望差距很大,但事已至此,夫妻俩也只好降低期望,接受现实。


袁武、金梅夫妇向记者讲述事情经过


代孕女子 成孩子“母亲”


今年3月7日,“喜得尔”公司通知袁武夫妇,称预计孩子将于当月底出生,请他们告知身份信息,以便代孕女子办理入院手续。此时,他们才知道,代孕女子一直生活在武汉。


3月20日,袁武和金梅飞到武汉,见到了代孕女子石某和陪同她的章某。金梅见石某年近40岁,外形普通,身材偏矮,有些不太满意。“喜得尔”公司解释称,她只是代孕妈妈,与孩子并无基因关联,不必在意。

3月22日,石某以金梅的身份信息入住光谷一家医院。次日,她接受剖宫手术,产下一名男婴。


3月28日,石某办理出院手续,将孩子交给袁武和金梅。陪同石某的章某称,他会尽快办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。

4月4日,章某将孩子的出生证明交给袁武和金梅。夫妻俩一看,顿时傻了眼:在这份出生证明上,孩子的父亲是袁武,母亲却是代孕女子石某!


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


无血缘关系 也无奈接受


拿到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时,金梅提出质疑:“协议中不是说好,孩子的父母栏里填我们夫妇的名字吗?”


代办证明的章某称,办理证明时,医院审核得比较严格,发现产妇石某的情况与登记的金梅信息明显不符,他们只好在母亲一栏填了石某的信息。章某还说,只要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父亲是袁武,以非婚生子女的身份,也可以上户口。


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和周折,却得到一个丈夫与别人的“私生子”,金梅觉得很不是滋味。


此后,夫妻俩给老家打电话,向户政部门咨询新生儿落户政策。户政部门却告知,因当地政策限制,非婚生孩子无法申报户口。


袁武和金梅顿时傻眼了:如果孩子无法落户,等他将来长大,他们该如何向他解释这种窘境呢?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因户口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麻烦,又将如何解决?


想合法拥有 却无法可依


从求助代孕机构以便拥有自己的孩子,到如今孩子在手却与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,袁武和金梅夫妇决定向警方报案。


民警了解情况后表示,卫生部出台的《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规定,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但地下代孕是否违法,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。因此,公安部门对地下代孕行为,缺乏执法依据。


而武汉江夏区卫计委工作人员也答复:我国法律对如何干预和惩戒违规代孕行为,几乎是一片空白,只有卫生部《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禁止代孕行为,但没有明确由谁管理执法。


看着通过违规渠道得到的孩子,袁武、金梅夫妇陷入两难


律师和社会学家这样说


律师观点


律师说,首先,袁武夫妇与“喜得尔”公司签订的助孕协议,因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,从根本上是无效合同。袁武夫妇可起诉代孕公司,要求退还65万元服务费。


其次,袁武夫妇与代孕女子石某通过提供虚假文件证明,办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,也属违法行为,不仅不能为孩子正常申报户口,还可能承担法律后果。

基于目前的情况,可能只适合通过诉讼来确定孩子的抚养权。但由于袁武和金梅夫妇与孩子没有任何生理和法律关系,他们取得抚养权的概率也很小。


社会学家观点


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说,这起案例中,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后果——孩子。


孩子的到来已经成为生物学上的事实,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,就有义务让他在社会学意义上正常化。


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袁武夫妇是孩子最有利的抚养、监护人选,是他们的意愿让孩子出生,虽然手段违规,但社会危害有别于其他违规后果。


尚重生认为,代孕机构开展地下代孕业务,是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。在法无禁止的前提下,对袁武和金梅夫妇的朴素诉求保持宽容,并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。



来源:楚天都市报、辽沈晚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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